杨二车娜姆是摩梭女歌手。她从遥远的泸沽湖——最后一个母系王国走出来，闯荡上海、北京、香港，远走美国、意大利、法兰西、荷兰、挪威，走遍了一个个世界大都市。读者可以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《走回女儿国》一书中了解到摩梭女的传奇经历。
上海，给了我出路和希望，我从一个只会唱几支山歌的牧童，成为一个各方面都有了一定修养的歌手。经过学习和磨炼，我懂得了许多，也看见了许多。上海，同时也给了我痛苦和坎坷，在竞争和奋斗的历程中，我留下了许多创伤和泪水，但我决不会对命运屈服了，因为我不再是土里土气的15岁女孩。我在上海度过了5年既有风风雨雨，又有灿烂阳光的岁月。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我都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。
临到毕业时，我才知道，我们民族班是定向招生的，就是说，招收时就规定了，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，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必然要回凉山州歌舞团。这无异于给我当头一盆凉水。我苦苦挣扎多少年，就是要走出那片封闭而偏僻的角落，寻求更大的社会，谋求更大的发展，如今可好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我临毕业只有一个学期了，必须集中精力和时间，为毕业后的出路奔波。
我先在附近跑，跑遍了上海的所有文化单位、文艺团队，都没有人愿意接收我，问题的焦点是户口解决不了。最后我又找遍学校的所有领导，看有没有一线希望留在学校，只要先能留下来就行，可他们的回答都是一致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在上海的奔波和活动宣告失败，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：我被上海开除了。在上海生活了5年，对这块土地毕竟有了感情，可我被驱逐出来了，走投无路，偌大的上海滩，居然就没有我能立足的一块地方，我有点伤心。可我并不服气，我就准备着往北京跑了。但是，我的时间十分有限，平时要上课，如果落下课程，到时毕不了业就麻烦了，我只能利用周未和星期天往北京跑工作。
星期六我坐下午3点多的14次特快列车，从上海往北京赶，第二天上午9点多到北京。只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利用，到晚上9点多，坐21次特快列车赶回上海。由于经济原因，我不可能坐硬卧，只能坐硬座，就这么来回跑，浑身酸疼，有时买不到硬座，就只能站着。虽然很累，但这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事，我硬挺着，仿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支撑着我。
第一次去北京找单位，说起来是很盲目的，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心中一点底没有。在北京除了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巴罗一家人，我一个北京人也不认识。别人找工作，总有一些亲戚或朋友牵线搭桥，至少有一些门路，我没关系，也不知后门在哪里，并且也没有钱去送礼，只能凭我的执着，凭自己的顽强，也凭自己的业务水平，我就不信凭自己的韧劲和诚心打动不了别人，只要他们愿意听我说一说，我就有能力打动他们。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。
我准备了一个本子，把北京所有文艺团队的电话、地址，包括各级领导的住址电话都逐个抄下来，我准备逐一去碰钉子，明知自己是鸡蛋，也想去碰一碰石头，成败都在此一举了。如果实在不能如愿，只能回凉山，那也就不后悔了，因为我毕竟努力过了。
就这样，一道道门敲遍，北京的大街小巷踏遍，看够一张张表情各异的脸。说实在的，人家文艺团队的领导还毕竟都是搞文艺的，很客气，听了我的歌，又知道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，对我的业务水平还是肯定的，但最后的难题还是归结到户口问题和进京指标上。这也难怪，他们无能为力，爱莫能助。
我不甘心地一次又一次撞向北京。有一天，我坐在上海音乐学院宿舍属于我的床位上，数起火车票来，没想到，已经有40张火车票了，就是说，我在几个月内，往北京跑了20多趟了。一次次满怀希望而去，一次次失望而归。但我仍有余勇，我还得跑，没有水落石出，我还是不死心。地方文工团都纷纷关上了门，我想到部队文工团去碰一碰运气。就这样，我又去敲部队的门了，还是一家家逐一排队，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周未，我都在火车上度过。有时，半夜在火车上醒来，看着车窗外的夜景，看着冷冷的月光，一阵阵酸楚涌上心头，不知不觉中，鼻子一酸，默默地流下泪来。
记得很清楚，这是第29趟北京之行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我还是如愿以偿了，空政文工团的面试通过了，他们对我的业务很满意，告诉我基本确定招进空政文工团。我高兴得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。我那时去北京都住安巴罗家，因我没有钱去住宾馆饭店。得到空政文工团的承诺，我立即打车回到大使馆，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们。他们比我还高兴，安巴罗的父亲说：“娜姆，我很佩服你的这种执着追求的精神，无论成败，一个人只要拥有这种毅力和精神，世界上没什么办不成的事。”
